第10章
月末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外婆家，之后去了南京路步行街，那个时候还有一家卖羊毛线的店，但我竟然没有注意看店名，里面阿姨妈妈很多，大多顶着一头和小绵羊一样卷的短发在用上海话大声议论、比较、讨价还价。
我和声势磅礴的阿姨们一起挤在窄小的过道里被推来搡去，看她们把货架下面几层翻得乱七八糟，线头全扯出来，耷到地上，被来来回回的人踩过后再被营业员草草团成一团放回去。
“你好，可以帮我拿一下最上面那卷灰色的线吗？”
我情急之下拽住一个营业员，她烦躁地自上而下看我一眼，“侬确定要伐？”
“确定。”
“小姑娘伐懂哦。”旁边一个阿姨看了我半天，最后用蹩脚的普通话说：“都是一样的！摆了高就卖得贵啊？都是噱头！”
“没事，谢谢。”我拿着毛线对她笑笑，匆匆去结账。
但直到我抱着毛线乘地铁再乘公交回到学校，把闲置的毛衣签子从衣柜里拿出来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秦皖。
我刚坐在床上准备开织，手机qq就响了，是一封十分简短的邮件：
“请各位考生于2016年x月1日上午9：00于徐汇区xx路xx号参加xx银行第xx届新员工面试，届时请着正装，并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。”
最后是加黑加粗的四个字：“准时参加”。
之后又是一条短信，内容一致。
那天已经是二十九号了。
第二天我母亲发微信给我，说她同事的女儿也在上海，说这两天陆续收到了农业银行和招商银行的面试通知，问我有没有接到通知，我没有回复。
一号早上我没有定闹钟，可凌晨四点我就醒了，蓬头垢面在床上坐到天亮，坐到太阳烤在背上火辣辣，可比火烤更让我煎熬的是那加黑加粗的“准时参加”。
等我气喘吁吁冲到面试大厅的时候已经九点半了，门口穿黑西装戴眼镜的男人头都不抬地说：“迟到了啊。”之后慢吞吞拿过一张表格放在我面前，水笔尖笃笃敲两下：“签到。”
还好他没抬头，因为我忘了穿正装，但因为大家当时都裹着外套，所以我混在其中还不太尴尬。
大厅里乌央乌央全是人，也不知道在等什么，或者在等谁，快十点的时候才给我们一人发了一张意愿表，问你希望被分配到哪个区，愿不愿意支援郊区，简称：“援郊”。
我在表格最下面的嘉定区，宝山区，奉贤区，青浦区和临港新城前面都打了勾。
坐我对面的小男生眼睛在我那张表格上飘了不知道几个来回，终于下定决心，抬起头借着扶眼镜的动作看我一眼，说：“郊区工资很低的，你只要打了勾，百分之九十九要被他们踢到郊区去的。”
“没事。”我笑着摸膝盖，“郊区挺好的。”
“你不是上海人？”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。
“那就是百分之百了。”他再次扶一下眼镜。
之后我们又聊了几句，十一点的时候一行人过来，有男有女，男的行政夹克，女的西装裙套装，说说笑笑经过大厅往楼上走，再然后我们这帮人才被带上二楼正式开始面试。
二楼简直可以用逼仄形容，像从来没容纳过、也容不下这么多人。
惨淡的白炽灯一刻不停地发出嗡嗡嗡的振动，我跟着涌动的沉默的人群往前，被轮番带到不同的房间接受不同人的“面试”，但我觉得那更接近于审讯。
“老家哪里？”
“xx省，xx市。”
……
“父母都是做什么的？”
“都是银行的。”
一个花白头发的中年男人脸上稍许有了些笑意，像在无聊透了的过场里给自己找了一点点消遣，“哦，同系统的喽？”
“是的。”
他打了个哈欠，点点头，就没再说话，倒是旁边一位年纪更大的考官脸上有淡淡的愁绪，或者说怜悯吧，他扶一下眼镜问：“那你一个人在上海，怎么解决住宿的问题呢？”
我顿了顿，脑子里闪过舅舅的脸。
“租房。”
就是这样的问题，我被带到起码五个房间里才问完，而且非常诡异的是竟然没人问我从哪所大学毕业，学的是什么专业，也没人过问我没有穿正装的事。
等到最后一轮面试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，而最后一轮的内容竟然是辩论，当时我就两眼一黑，秦皖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件事，我怀疑他也不知道。
辩论的题目大意是如果你是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乘，发现有不明身份的乘客带着不明物体登机，组长和公司上层明确暗示你保持缄默，你会怎么做。
当时是对方辩友发的言，她站起来说：“作为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，首要的职责是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，所以应该保持缄默。”
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她，“空乘人员最基本的职责难道不是保护所有乘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吗？是所有，不是一个，所以我要保护的是所有在我飞机上的人的利益，而不是某个人的一己私利，更不是航空公司的利益，如果他携带的有毒物质呢？如果是生化武器呢？怎么可以保持缄默？保持缄默才是真正的失职！”
我现在想都觉得蠢透了，没有哪一家企业会需要我这样的员工，但我仿佛斗神附体，火力全开，脑子里全是“不对，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，她说的不对。”
到最后整场辩论结束，除了对方一辩，没人再有机会说话，我的队友们各个盯着空白的桌面，像鹌鹑缩着脑袋，一句话都没机会说。
其实连对方一辩也没话了，她有些大舌头，这么一来就更加口齿不清，支支吾吾，一个劲儿往考官的方向瞟。
要不是考官一脸和事佬的慈祥笑容制止我的炮火，我想我连天黑了都不知道。
“好了，我们这位辩友很强势啊。”他低头又看一眼桌上一沓厚厚的资料，笑着点点头，“很强势。”
但那天我是沮丧的，我知道我的队友不是嘴笨，而是有些话不该说，不能说，那索性闭上嘴巴才是聪明的做法。
我抱着衣服和包在萧瑟的晚风里走了半天才觉得冷，可又觉得解脱，我不就是想搞砸这件事吗？我现在如愿以偿了。
蓝色的夜幕下，“烧烤”的霓虹灯牌闪烁，我杵在那里老半天才反应过来，这家店就是秦皖第一次带我吃烧烤的店，再往店门里看，古惑仔风格的刺青老板正坐在收银台后头，两脚翘得老高，叼着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嬉皮笑脸地看着我。
我快步离开，可没走几步，那个戴眼镜的男孩追上来，书包哐啷哐啷响。
“你超帅！”
“帅？”
“帅！”他白白净净的脸有些泛红。
我们一起上了地铁，一直快到浦东了我才想起问他住哪里，他住长宁。
“那不是早就过了？”
“没事。”他笑，一手拉着吊环，缩起脖子，红扑扑的脸在羽绒服领子里蹭一蹭，“现在人多不好下车，等人少了我再下，大不了坐几站回头车。”
我看他身后，挤得满满当当，而我和他之间的空当甚至可以允许我自由转身，穿外套。
他叫陈之墨，笔墨纸砚的墨，知乎所以的之，我说真是好名字，他说父母都是大学老师，父亲是华东政法的，母亲是上海大学的。
“他们都很开明。”他扶一下眼镜，看向别的地方，“都不大管我的。”
“没人管没人问是什么好事吗？”我无奈地笑，再看他有些失落的脸，“我也没人管。”
“那蛮好的呀！”他又高兴起来，拿出手机加了我的微信，说以后我们两个没人管的可以一起出来压马路。
那天我们分开后还在一直聊，聊得我珍藏多年的微信表情包都不够用，说过晚安后我窝在被子里看手机，指尖悬得发酸，还是没有跟任何人说我今天去面试了。
这件事就真的像蒸发了一样，再没有短信，没有邮件也没有电话，明明是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做的事，事后却像没发生过。
我每一天都坐在寝室的阳台上织围巾，离校的室友留了一个藤椅给我，我就窝在那椅子里摇啊摇，金色的阳光洒在柔软得像婴儿皮肤一样的羊毛线上，变成一缕一缕的小溪，在缠绕交错的麻花纹之间流淌。
围巾很快就织好了，我拿着它站在盥洗池边，蘸一点手洗洗衣液，躬着腰轻轻地、一寸寸地揉，洗干净后挂在阳台，风一吹就是一股薰衣草的清香。
这样的日子很平静，平静得秦皖再次出现的时候，我感到的竟只有措手不及。
那天一早他打电话过来，开口就是：“你下来一下，我在你们宿舍门口。”
女寝楼下男的不少，但他这个年纪的少，我下去的时候他正背对我看远处的教学楼，走过他身边的女生们频频侧目，想来又是哪个校领导来检查工作。
他转过来的时候眼镜是黑的，脸也是黑的，我想我是真的把事情搞砸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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