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6章

  我盯着他头顶看了半天,伸手揉一把,“唉你头发怎么回事,这才几天,老成这个样子了,都快跟点点一样了。”
  “老不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么。”他笑得云淡风轻。
  “慢慢我送你父母那里了。”他说。
  “嗯。”
  他替我换好了衣服,又蹲在那里低头沉默一瞬,起身一屁股坐进沙发里,四仰八叉躺着,也不说话。
  “生意不好,愁的?”我枕着沙发,转过头看他侧脸,抬起下巴冲他笑:“做不下去我养你啊。”
  “好呀!”他咧开嘴,笑得像个裂了的橘子,“不过我觉得这年头赚钱也没那么难,随便弄两个斯拉夫小白脸,直播间里就全都是撒钱的傻子。”
  我笑,心里却发酸,手抚上他放在沙发上的手,被他反手握住,十指相扣。
  他手还是热,和当年在我们学校里看鸭子时一样热,他也一样用拇指指腹摩挲我手背,一来,一回。
  “噗!”我笑出来,“你该不会又要和我握手吧你!”
  “唉我那时候是装腔作势哦。”他好像突然很嫌弃自己,膈应兮兮地皱起鼻子笑,“浑身血都往下涌了还装得跟外国领导人访华似的,还握手。”
  “哈哈哈哈!”我狂笑,“那你装得可真像那么回事,一点看不出来。”
  他也笑,笑够了停下来,嘴角意犹未尽地上扬,五指紧紧扣住我的手。
  “我才不跟你握手呢。”他枕着沙发转过头对我笑,“因为握手就是了。”
  “你会走吗?”
  我的笑终于融化了,歪着头茫然地望着空无一物的墙角,“我那里很久没回去了,肯定又都是土,要打扫的,还有把一些用不到的东西都扔了或者捐掉,我还想在阳台上也种几盆花,还有就是……”
  我深呼吸,让跳得窒痛的心恢复平静,“我想自己待一段时间。”
  我的余光看见他一直在看我,我想了很久,鼓起勇气转过头与他对视,用上最后一丝力气笑着说:“而且你和我握了手,后来都跑到香港去了 不还是屁颠屁颠来找……”
  “那你呢?”
  他问得斩钉截铁,依旧在笑,像在问你明天晚上回不回家吃饭。
  “你会回来吗?”
  “我啊……”我挠挠脸,想露出一个没心没肺的笑,“想说会。”可最后那笑还没绽放就凋落。
  “我不知道。”
  一阵沉默,我想他会问我,慢慢要妈妈怎么办,可他没有问,他只是坐起身,两肘撑着膝盖回头看在迷离灯光下缓缓摇曳的藤蔓,近乎于讨好地笑着说:“你上班不方便,碰上早晚高峰,一天光开车就要两小时。”
  我想说我其实已经被停职了,但最后说出口的却是:“没事。”
  那天晚上非常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和往常一样缠绵了很久,潮水来了又退去,当毁天灭地的白光散去,映入眼帘的依旧是天花板,罗马柱,纱帘……我的心像漂浮在冰冷海面上的红色气球,一点点坠入海底,他覆在我颈窝,喘息渐渐恢复平静,抱着我的手却收紧,鼻尖蹭一蹭我脖颈,睫毛在我下颌忽闪,“我可以去看你吗?”
  “可以。”我哑着嗓子笑,“我会每天不定时打电话给你,你可要接的。”
  “好。”
  第47章 一场入室抢劫般的爱情
  我就这样一个人回到了我的小家,有时候一个人躺在沙发上,看着午后明媚的阳光留在天花板上的细碎光斑,会突然觉得一切都没有发生,我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客户经理,秦皖走了,只留给我四眼。
  有时候我一躺就是一下午,躺到日落,都没有人找我,现在这种情况没人找我就是最大的好事。
  我手里的三家单位,一开始我疑虑最大的是那家电梯生产商,首先它是一家家族企业,其次法人是一个老太太,佛山人,上海这边只是一家分公司,所以她一年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佛山,普通话基本不会,平时跟我视频都坐在她的梨花木太师椅里不说话,让财务说,人很强势,说一不二那种,一旦觉得不对,就叽里呱啦喊粤语,我听不懂,但看财务的表情,估计也不是什么好话,我们几次沟通都不是很愉快。
  但现在讽刺的是我手里三家单位,只有她一家在努力还钱,经济形势不好,她佛山那边生意也一般,她变卖了一部分资产,不够,现在快八十岁的人又重新出山,每天天不亮就起来,让人伺候着穿了衣服,戴好假牙,吃一碗粥就去厂里盯着。
  我们最后一次视频结束,她拍了拍财务的胳膊,意思是先别挂,看向镜头时老榆木一样褶皱刻板的脸第一次有了笑意,那一刻无情的岁月都退避三舍,坐在我面前的仿佛还是那位风华正茂、傲雪凌霜的青年女企业家,用蹩脚的普通话说:“没事的,不要怕。”
  所谓世事无常,我最看好的,噱头最足的集装箱生产公司直接从上到下人间蒸发了,一眼望不到头的厂房,吊车,绵延万里的生产线,比我家还大的熔炉……落满了被碎纸机连夜搅碎的贷款合同,灰头土脸地躺在那里。
  我的思绪就这么飘啊飘,想到我领导,那么老实的一个人,一件姜黄色毛衣从我认识他那天起穿到他被抓的那天,我们一到冬天嘲笑他,他从来都是一脸自豪,啪的一下把夹克敞开,拎起毛衣领子说:“开玩笑啊侬!阿拉老婆帮吾织的唉!侬老婆会伐?”
  他女儿喜欢张元英,他就是我们支行(我估计是上海分行)最精通女团舞的dancing king,在元旦晚会上一曲《trouble maker》,屁股那么一撅一扭,我们头都快笑飞了,等下了台坐我旁边,我就感觉他脸怎么僵僵的,再问他,说是腰扭了,在一月一号凌晨被送往医院。
  我们有时候还欺负他,故意扔给他一个装了厚厚一沓白纸的大红包,他当场就炸了,一边逃一边叫:“唉!唉!唉侬组撒!”
  就是这么一个人,却做了那样的事,这究竟是为什么呢。
  可转念一想,我自己都笑了,哪里来那么多为什么,我从小就身体不好,眼睛也不好,三年级就两百度近视,我妈把我堵在科达眼镜的验光室里,当着那么多叔叔阿姨的面骂我:“人家全年级第一第二眼睛都好好的,就你!学习不怎么样,眼睛倒是坏得快!”
  我想我确实是不大聪明,那么努力,那么拼命,到最后也只是考了一个上海的二本院校。
  我坐火车去的,我妈陪我,送到学校宿舍,给我装了蚊帐和遮光帘,买了热水壶,脸盆,沐浴液洗发膏和洗衣液……好多好多东西,走的时候在我学校门口一家烤鱼店里吃了一条鱼,我到现在都记得配菜是年糕,豆芽,土豆和娃娃菜。
  她也是一如既往地端着碗都要絮絮叨叨,一边把鱼肉全挑我碗里,一边说:“你好好读书,什么都别想,大学毕业找个好工作。”似乎好好学习和找个好工作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。
  那顿饭我几乎没吃,鱼肉在碗里堆成山,又挨了我妈一顿骂,说我嘴刁得很,小姐身子丫鬟命,但我其实一直想跟她说,我不是嘴刁不吃饭,我是害怕。
  我除了读书(还没读好),别的什么都不会,也什么都没有见过,第一次去坐地铁,连闸门都进不去,脸红脖子粗地听地铁工作人员用喇叭在我耳边吼:“快进去呀!进呀你!”
  我进了闸口,看着冰冷的地铁站里同样冷着脸的人们从我身边匆匆而过,我的心里麻麻的,木木的,我做不到发飙,躺地上,或者指着人家鼻子骂,我不敢,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敢,我也不哭,是因为我不允许我自己哭。
  所以我觉得害怕这种情绪一旦持续久了,很容易就成了一种麻木不仁的冷漠,不论是对他人还是对自己。
  但俐俐喜欢我,她带着我到处“串门”,很得意地跟别的宿舍的女生说我们宿舍有个冰山小美人,但我是一个太会读空气的人,匆匆一眼就低下头,再不跟她一起走街串巷地跑到人家宿舍玩了。
  出了社会,我当然没有像我母亲说的那样,自发地找到好工作,工作后遇到更多的也不是栽培和教导,而是若有若无的敌意,排挤和冷眼,我在柜台上,听着防弹窗外的客户和防弹窗内的师傅一起骂我,声浪重叠,都分不清谁都骂了些啥,我就跟自己说我不在乎,我只管做好我自己,我再也不是十八岁坐在烤鱼店里害怕得饭都吃不下的蠢货了,我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,比他们都厉害,知道得更多,做更多的事。
  我也的确得到了我目之所及范围内想得到的一切,从柜员到客户经理再到拉起大旗做新金融,从科长一路到副处。
  当初骂我的人我再也没见过,只偶尔听说我师傅调了个网点,也还是做柜员,带00后徒弟的时候被徒弟指着鼻子骂了祖宗十八代,痛哭流涕,再也不骂人了。
  可我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过。
  我一直跟我自己说,我是一个做事的人,可我凭一己之力又做了什么事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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